
母亲去世不长时间,从田庄台传来消息,舅舅被打成叛徒的案子平反了。星海镇也开始清查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。
叶福生被打成叛徒和现行反革命的案子,被列为重大案件进行审理。关于叛徒的定性,是田庄台的造反派出的材料,没有任何历史证据。而叶福生、钱洪泰等人作为荣誉军人的档案材料,在省和市档案馆保存完好。
关于叶福生是纵火犯的罪名,是依据叶福生是叛徒推断出来的。即没有侦破、调查的过程和材料,也没有本人的供述,自然也是不攻自破。
然而,叶福生已经冤死十多年了。平反、昭雪对于他本人似乎没什么意义了,就连可怜的母亲也没能听到这个消息。
钱盛民从专案组取回了叶福生的平反决定。
叶晓惠捧着这份平反材料,呆呆地坐了一夜。
第二天,她到殡仪馆,取出父亲、母亲的骨灰盒。让父亲、母亲亲眼看着,她把那份平反材料烧掉了。她想父母在天外很远的地方,能看到这个平反昭雪的决定。她总觉得父亲的冤魂没有走远,母亲的魂魄也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。
坐在父母的骨灰旁边,叶晓惠歇斯底里的痛哭了一场。那是殡仪馆的大墙外面,除了远处的稻田地,玉米地,周围没有一个人。
这个平反决定,对于叶晓惠来的太晚了,一点用都没有了。该失去的都失去了,永远也补偿不回来了。
厂里的政治活动比以前少了。叶晓惠只记得最红火的一次,是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庆祝活动,她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兴奋。多年以来,她习惯于冷眼旁观,置身事外。参加所有的会议和活动,她都是去听会,去看会。她从父亲的平反决定中,看到了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内容,那里的意思很明确,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,都是“四人帮”造成的。
叶晓惠似有所悟,又不至可否。我叶晓惠的生活,也是“四人帮”造成的吗?不,她把自己的一切,归于命运。我命中注定的,我谁都不怨。怨恨又有什么用,谁能让我重回青春,谁能圆我心中的梦想。既然美好的理想已经随风而去,我生命的意义只在家庭,只在儿女,别无所求。
车间的姐妹们,有人给她出主意,让她去找厂领导,恢复干部岗位。叶晓惠没有去找。她知道厂里的干部岗位,没给她留出空缺,她去找了,就要把别人顶下来。她觉得当个工人挺好,她已经习惯了。在这个岗位上,叶晓惠学会了裁剪,学会了缝纫,现在家里人的衣服,都是她自己裁做,她觉得很满意了。
星海是个小县城,星海的人能到营港市去工作,就跟农村人进了县城,中学生进了大学差不多。遇到这么好的事,盛民的同学想着他了,他是应该去的。可是,盛民不放心自己和孩子,这些年,钱盛民为了这个家,为叶晓惠付出的太多了。叶晓惠边走边想着,她任凭自己的思绪去信马由疆,机械地向家里走去。
夫妻俩一直走到了家门口,也没有交换一下意见。钱盛民不知道叶晓惠究竟是怎么想的,看她默不作声的样子,他认为晓惠是不愿意让他走的。
钱盛民自己也说不好到底想不想走。
他已经快到四十岁了,一生中最辉煌,最旺盛的时代都贡献给了星海,贡献给了他的家庭。从愿望上讲,他热切地想往着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,希望能再发挥、发展一下。
从近两年中央的一系列方针、政策中,他看到了巨大的变化,他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。中国的教育、科技事业越来越被重视了,这是一个民族走向兴旺繁荣的起点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,他对十多年来,中国的教育事业被践踏、被诋毁、被摧残的现状,痛心疾首。可是他人微言轻,不能扭转大局。他空怀一腔热血,只能把美好的时光,消磨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。
一九七七年,文革后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时候,是钱盛民这十几年中最忙碌,最亢奋的半年。星海报考大学的工人、农民、知青、机关干部集中到星海中学补课。钱盛民这个文革前数学系的高材生,如鱼得水,大有了用武之地。
在辅导考生的时候,他也十分痛心地看到,他面对的学生,基础知识太差了,高低悬殊太大了。经常有些应考的学生,提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来。可是他笑不出来,他只能为这些已经离开了校门多年,还想再圆大学梦的考生们的热情所感动,只能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,去帮助他们。
高考结束以后,他辅导过的学生中,真有一些考进了大学。钱盛民当时感慨地对叶晓惠说:“这是我毕业任教以来,第一次送走上大学的学生,可他们仅仅是我辅导的学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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